原创

                                                                                                        春季里陪你踏春,

                                                                                                        对付洋鬼子是这样,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平时还好,中法战争期间,羽书如雪,战报频繁往来,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核发现资”,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报,而且从今往后,开始采用一等官报一年免费、次年半价这样的模式轮流收费,这样才算堵住了股东们的嘴。
                                                                                                        可惜这个外号完全名不副实——这个“丁鬼奴”非但不是洋鬼子的奴仆,恰好相反,他最擅长收拾洋鬼子,专克外国人。
                                                                                                        那时候洋人嚣张,寻常百姓见了都绕着走;而官府的人呢?他们一见这些工人有恃无恐地当道挖坑载杆扯线,以为必有后台,也不敢上前询问,谁也没想到是洋鬼子偷偷上马的项目。结果民不究,官不查,上海乃至全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就这样生生被胆大包天的雷诺给建起来了。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康圣人迂腐,饶汉祥虽然文笔极佳,可惜黎元洪是个窝囊人,就算电报写的冠冕堂皇,一联想到黎菩萨那副颟顸嘴脸,气势再大也泄了。吴佩孚虽擅通电,可谋身胜于谋国。真正能够被称为千古一电的,我个人觉得是蔡锷讨袁世凯檄文。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拿大北公司开刀。它是整个局势的罪魁祸首,又是中坚大将,若不拿它杀一儆百,别指望其他公司会服服帖帖。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现在台湾地区的“交通部”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就是此事遗存。
                                                                                                        一个人如果引领了潮流,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创造新的时尚。饶汉祥是骈文通电的祖师爷,骈文讲究用典,用典越多越见作者才情。所以饶汉祥写骈文的时候,总是劈里啪啦地往里扔无数的典故,难免有词不达意的时候。
                                                                                                        1916年5月3日,陈宦在摸清楚了湖南汤芗铭和南京冯国璋两位大佬的态度之后,胆气总算壮了起来,发出了第一封通电,劝说袁世凯退位。同时他还在电报里强调各地不能追究袁世凯的责任,即便退位也要享受若干福利云云。经了骆成骧的指点,这份通电立刻收到良好效果。各地报章都纷纷表示赞赏,北洋系也乐见其言。在北京的段祺瑞很欣赏陈宦的提议,整理成退位优待的六项条件,递呈袁世凯。一时间就连袁世凯都觉得陈宦还算讲义气。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康有为浑然不觉自己在鬼门关里走过一遭,他也不清楚北京城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重庆号在9月22号抵达烟台补充燃料,要停泊数个小时。康有为一来想散散心,买点水果吃;二来也打听一下局势,无论兵变成功与否,现在应该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在烟台一定能探听到什么风声。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等到后来涉足官场,他作风不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上条陈整顿吏治。在安徽也上、在上海也上、在福建也上,汰虚去冗毫不手软,贪官污吏一个也不放过,搞得“官不聊生”,称得上是晚清官僚里少有的能员。以至于连慈禧太后都不得不感叹:“尔在江苏,官场虽恨你,然百姓却感激尔,我也知道。”据说丁日昌在福建去职以后,福建巡抚王凯泰有一次请假回籍,路上看到一个流氓端着一碗红糖水,故意等着人撞翻,然后强行讹诈。旁边一个老人摇头叹息:“若丁抚台在此,尔何敢如此!”

                                                                                                        1793年,法国查佩兄弟俩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了一条230公里长的托架式信息线路。这两兄弟也是第一个使用“电报”这个词的人,但这时候的“电报”,还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电报相去甚远,只能传递一些极为简单的信号。
                                                                                                        于是在10月10日,孙中山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国驻伦敦使馆,迎头碰到了当时在英国学铸炮的一个学生宋芝田——此人后来官拜北洋陆军中将,是民国少有的几个以军工技术封将的人才——孙中山问他说使馆里有广东人没有。宋芝田说有个英文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就走进去,找到邓廷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人用粤语开始拉起家常来,十分亲热。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其实两人在广州曾经见过一面,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可谁也没想到。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国家要谈判,人民要和平云云。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是个大好人;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这一石数鸟、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尽显吴的手段。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1000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比莫尔斯发明出他的电报机早84年的1753年,就有人试图用电力来远距离传递信息,这时候离伏打发明电池还有40多年呐。这位名叫摩利孙的老兄的设想很简单,很直观,也很有趣。我们都知道,静电感应是可以吸引灰尘、纸片这样的轻薄物体的。摩利孙就利用了静电的这一特性,从发报点到收报点扯了一束26根的金属导线,每根导线的末端都挂着一个金属小球,球下面又挂着一张写有字母A~Z的小纸片。发报端的人用静电机依次连接导线,导线另一头的纸片会被吸起来,收报端的人就可以按照字母纸片被吸起的顺序组成文字。这种方法稍微一推断,就明白投入实际应用的难度有多大,试想静电能有多大功率,又可能传递多远呢?就算功率问题解决了,发、收信繁琐,容易出错等问题也是这种静电电报的致命伤。所以虽然后来还有许多发明家沿着摩利孙的思路继续研究,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能造出一台用于实用的静电电报机。
                                                                                                        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几年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3分钱。);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三千字,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好了。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陈宦立刻心领神会,按照老师给的提示开始草拟第三封通电稿。按照骆成骧的设计,前两封电报的怀柔功夫已经做足,这第三封电报就该是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袁世凯,以便在全国造成影响,形成政治上的优势。因此这一封通电乃是文眼所在,须得措词慎重。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使其远离湖北老巢。张振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欣然赴京。他抵达京城之后,袁世凯盛情款待,优待有加。张振武更是放心,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畅谈共和大计。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
                                                                                                        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商行们,对于此种困窘感触最深。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最为繁忙,商机纵横,商人们对于电报业务的需求日渐增加。这些需求反馈到了各国政府,于是各国政府责成驻上海的领事们来促成上海至吴淞、川沙的电报线路。可惜清政府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罕有的强硬作风,谁来说都坚决不准,连一贯与清政府关系良好的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都碰了一鼻子灰。
                                                                                                        梁启超那时早与老师交恶,这次恪于官方通电限制,他留了几分口德,只说康有为是被强逼着参与此事云云。梁启超觉得不够过瘾,于是学老师自己掏腰包发了一封个人通电,毫不客气地骂康有为是个大言不惭的书生,复辟之乱,概由他起。于是这对晚清最著名一对师徒的缘分,因为这几封通电而画上了句号。
                                                                                                        对此金玉良言,李鸿章深以为然,大悦之下,当即便欲按照轮船招商的成例,责成盛宣怀督办电报事业。殊不知,这一席对谈,却引出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两位官商界大佬的世纪华丽对决。
                                                                                                        那边厢曾纪泽带着成果去给英国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鸦片税。这边厢盛宣怀叮嘱大东公司这份合同千万保密,而且要求他们延缓半年到一年再行施工。大东公司虽不明就里,但也满口答应了。
                                                                                                        19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短短二十年间,电报线已经象铁路一样,爬满了欧美各国。这个时候,远在亚洲的老大帝国才刚刚睁开眼睛,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电报,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
                                                                                                        可惜国际政治,不是靠小聪明就能掌控的。据说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拿着这几封大同小异的电报一对,笑得“为所颠倒”,笑完了,又不禁感叹这位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可理喻。各国外交人员把电报转回国去,压根没有几家政府当回事。慈禧翘首以望,却是石沉大海,一封回电都没有。几个老牌强国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无知昏庸的老妇人。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公元1906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邮传部,主管有尚书(后期改称大臣、正首领)一人,侍郎(后期改称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电报总局合入邮传部成为电政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小京官等职位,其中主管级的郎中和员外郎每年薪俸可以达到160两,比起其他部的官员来说是相当优厚的。
                                                                                                        第一次电报试验设在了伦敦火车站,长度是2.4公里,从休斯顿站一直连接到卡姆登镇。在众多社会名流注视一下,库克成功地给惠斯通发去了一封电报,五分钟后得到了对方回复,大获成功。虽然实验成功了,但可惜这一次试验并没有引起铁路当局的太大兴趣,只当它是个小玩具。惠斯通因此有点心灰意冷,好在库克深具商人头脑,一直多方游说,不肯放弃。到了1839年,他们终于得到许可和一位爵士的慷慨投资,从帕丁顿修了一条电报线路到西德雷顿,后来在1941年又延伸到了斯劳站,全长大约25公里。理论上每分钟可以把15段信号传输至28万公里之外。

                                                                                                        两家争来夺去,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我拿不到的,你也别想要了。盛宣怀的以夷制夷,终于大获成功。盛宣怀搂草打兔子,还顺带着逼迫大北、大东公司签了一个《渔团保护海线章程》,要求这两家公司每个月掏2000块大洋给川沙、南汇、宝山和县渔团,因为这三个厅是电报水线必经的水域,上面渔船纵横。盛宣怀的意思是可以让这三个厅和渔团代为维护电报线路——其实说白了就是保护费,你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捣乱。大北、大东公司想起丁日昌当年发动老百姓拆电报杆的手段,心里有点发毛,心想还是花钱消灾吧,乖乖认掏了这笔费用。

                                                                                                        莫尔斯的发明很快便风靡整个美国。虽然次年惠斯通的五针电报在伦敦引起轰动,但已经无法动摇莫尔斯的优势。旧大陆的人们通过五针电报领略到了电报的种种优点,很快却选择了更具实用性的莫尔斯电报,不知当年惠更斯看到自己给莫尔斯作了嫁衣,心中作何感想。发明家之间的恩怨姑且不论,总之莫尔斯电码以其简洁、快速、清晰的优点,很快便横扫新、旧大陆,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优势。到了19世纪后半叶,莫尔斯电报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汤姆·斯坦奇说:“在19世纪晚期,西联汇款的电报网络成为了美国经济的神经系统,就像当今的互联网一样。”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本文页面地址:www.wb5ej.cc/txt/198442/60850641.html

                                                                                                        精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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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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